初始分配方法由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在计算一个成员国可认缴的份额时，该国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许多方面均予以考虑。

越是紧缩时期，小微企业现金流越是紧张，对银行资金的需求被放大。二是内生式的成长路径。

公司治理与风险管理一部企业制度的变迁史就是一部不断提升公司治理质量和治理效率的历史。作为中国大型银行改革的收官之作，农业银行（601288）面对错综复杂的经济形势和剧烈波动的资本市场，以及外界对其经营模式的质疑与不解，2010年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全球最大规模的上市项目，此后资本市场对于大型IPO项目的发行窗口基本关闭。逐步建立健全全面、独立、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证明，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比过去更强而不是更弱了。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优化我国社会融资结构，建立多层次融资体系，合理分散信用风险，满足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为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提供高效的融资平台。

这两个特征使得中国银行业海外业务增长速度非常缓慢。产权多元化、进行股份制改造进而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是建立现代金融企业的制度基础，只有在产权多元化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权责明确、规范科学、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才能真正形成由股东、监管机构、公众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构成的监督氛围，才能在资本、外部监管和市场纪律的约束下形成公司治理水平的压力机制和动力机制。即使是在这种高增长的情形下，也会形成巨大且不断增长的贸易顺差，因为GDP投资份额的增长仍然无法平衡消费份额的下降。

这背后一个日益增长的共识是，中国银行体系存在很大漏洞并且需要改革。第二，更高的贷款利率将会增加投资者投资经济不可行项目的成本。落后表现为相对较低的制造能力和基础设施，也或许是更高水平的社会资本，而更快的增长速度可能需要抑制消费以迫使投资和储蓄率上升。这种极端便宜的资本尤其意味着成本中一个非常显著的部分，近乎所有贷款的20%-40%，通过低利率形式转移给了储户。

但这是怎样实现的呢？因为人为降低一笔十年期贷款4个百分点就相当于有效减免了贷款的25%，降低6个百分点就相当于减免35%，中国几乎全部银行贷款都是十年内到期的，因此通过隐性的债务减免增加了价值。这种机制中的受损者是净储户，他们多半是家庭部门。

正如我将要论证的，这个缺陷是目前不平衡的一个核心，而这种不平衡将最终导致中国艰难的再调整。因此，按照这种思路，中国需要几十年的连续升级才能发现重复建设。泥土路很快就变成了铺面道路，进而很快又变成了高速公路，最终成为八车道通向任意方向的超级高速公路。就好比是用廉价劳动力去换更昂贵的机器设备一样。

作者同时还是哥伦比亚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会成员和公共事务与国际事务学院院长咨询委员会成员。事实上，直到最近，几乎所有关注中国的分析家们都认为中国的银行系统组织良好，并且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一个关键因素。还有一种可能是继续维持目前这种储蓄补贴投资型增长模式，但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通过这种极低利率和其它补贴，我们很难决定这种投资实际上是减少了价值还是创造了价值，联邦问题保证了基础设施投资会持续下去。

（因为大多数地方债务是延期偿还的，因此成本的有效偿还可能要等到下一个十五年或者二十年）要证明基础设施升级的合理性也是简单的。正如我们所见，这种对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下降压力目前仍然在持续着。

第二个约束是，家庭储户补贴的增长政策，很可能会使得生产比消费增长得更快，因为家庭消费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家庭收入增长决定的。纽约时报署名为大卫.巴博萨（David Barboza）的文章对此表述到：周二，中国总理温家宝说中国最大的国有银行垄断需要打破，因为他们获利太多了。

当一个制造商通过特殊渠道以低利率获得银行贷款时，他就可以有效地将借贷成本转移给家庭储户，他也不需要创造与投资成本相当或更大的经济价值。我计算发现在这段时期里，仅被压低的利率可能就占了国企所有盈利的400%-500%。一、储户买单换句话说，储户别无选择，他们只能接受银行提供的超低存款利率。这是继上月宣布温州开始金融改革试点以后，中国高层首次承认国有银行垄断。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于2011年估计：在过去十年里，国企获得的垄断定价和直接补贴占了国企盈利的150%。关键在于，如果与投资相联系的债务服务成本（排除补贴和被压抑利率的调整，）高于投资产生的额外的债务服务能力（使其包含外部性的调整），那么，要么债务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要么将会转移某部门（通常是但并不一定是家庭部门）的财富以掩盖差别，也或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低利率就成了一种有效的信贷减免形式，虽然一般情况下储户并不清楚。如果中央银行或者其他类似机构将存款利率设定得很高，那么将有效地吸引储户往银行存款。

银行信贷政策必须停止依据有利于地方官员的倾斜激励，或者是倾向于有特殊信贷渠道的商业，他们往往参与了大型投资项目，却不管这个项目长期是否在经济上可行。这种低存贷利率大大削减了资本成本，从而创造了中国的增长奇迹。

就这样，金融压抑将财富从前者转移给了后者。破坏其中的任何一个约束通常都会最终摧毁这种增长模式。

为什么，因为少数几个银行就垄断了银行业，我们只能从他们那里获得贷款和资本。这种投资收益会在短期内积累，并归做出投资决定的地方领导人管理。那什么是金融压抑系统呢？它又有什么坏处呢？Carmen M. Reinhart、 Jacob F.Kirkegaard和M. Belen Sbrancia在最近的一篇论文（《金融压抑的归来》，《金融与发展》，2011年6月）中这样描述到：金融压抑是这样出现的：这样的政策包括通过控制公众形成的政府指向性信贷（比如养老基金和国内银行）、对利率的或明或暗的限制、资本跨界流动的管制、政府与银行之间过于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通过国家控股部分银行,或者隐晦地通过大量道义劝告建立。这也意味着经济体中通过低利率获益的群体（包括国企、市和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商和其他借款人）可能藉由各种借口抵制利率自由化和企业管理改革。

在目前的政策讨论中，金融压抑问题主要来源于宏观审慎监管这把广泛的保护伞——宏观审慎监管指，政府要努力保证整个金融系统的健康稳定。这样，回读乌克兰出生的美国经济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henkron ，1904-1978)的作品或许会对我们有所帮助。

三、金融改革（一）什么是金融部门改革因此，格申克龙的论断（即当私有金融部门不能做的时候，让公有金融部门来做），要求政治家们既能识别经济上可行的投资项目，又能让自己只是投资自己相信经济上可行的项目。比如国有企业好像越来越多地参与金融活动，但他们的动机可能是在银行贷款利率和他们能借到的利率之间的套利。

全球已经发现越来越难以吸收中国过剩的生产力了。当然，如果我们过高估计了目前的生产力增长率（部分是因为我们过度建设了基础设施），那我们可能会过度投资。

不幸的是，这种推理有一种自我加强的趋势。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金融体系就是银行体系，而银行系统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我们所称的金融压抑。而受益者是净借方，在存在显著金融压抑的绝大多数国家里，他们可能是地方和中央政府、基础设施投资者、制造商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依靠引进的技术而非本土科技。

他们似乎也十分清楚那些非正式银行部门里含混不清的资产来源于商业银行。尽管去年经济增长有所减缓，但四大银行还是共获利超过六千亿元人民币。

现在我们投资更多，就会有更高的GDP增长率和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增长。这番话体现了不同寻常的勇敢，似乎是对中国共产党内其他成员加快金融改革的挑战。

就好比当你没有路的时候，即便是一条简单的泥土路也可能急速地提升当地劳动力的价值。换句话来说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资本使用者开始破坏财富。